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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陈光炅的盲人生活

张锐

黑暗马拉松

陈光炅的右眼残存一点光感,在亮度特别高的环境中,一些巨大物体的影子偶尔会从他视野中闪过。2004年,陈光炅患上了一种视网膜色素变性的眼科疾病,他的视野像拼图一样一块块地剥落,然后彻底消失。

与视野一同变窄的还有他30岁之后的人生。陈光炅不得不放下做律师的职业规划,与来自各地的盲人一起,住在20多人一间的大通铺宿舍里,学习按摩技术——这是大多数盲人的唯一出路。之后,他的人生轨迹快速变换,在广州开起了按摩店,最多的时候有4个员工。

2010年,他看了毕飞宇的小说《推拿》。读后,他感觉其中对盲人走路和聊天的一些细节写得很到位,但终究还是一个明眼人理解的盲人世界。此后,陈光炅开始写作——他在培训班学会了使用由语音读屏软件和键盘构成的电脑写作系统。他写盲人所能“看”到的世界:盲人究竟在想什么,盲人害怕什么,盲人的生活希望是什么。

“盲人都以牺牲自己健康的方式换取别人的健康”,按摩房的日子曾让他的身体和精神不堪重负。不从事按摩工作后,深居简出的他仍然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。2017年,陈光炅开始练习长跑,体重从100斤左右迅速长到了120多斤,并且有了肌肉。

2019年,陈光炅出版了纪实小说《黑暗马拉松》,取材于自己成为一名马拉松选手的经历。在陈光炅跑完第一个半程马拉松后,奔跑的欲望已经难以抑制。借助一根与陪跑员相连的陪跑绳,陈光炅在黑暗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长跑和冲刺,路程累计达到2000多公里。

那段日子里,陈光炅时常想起自己做过的一场梦。在梦中,他不停地奔跑,从不同的城市中穿过,他可以清楚地看见街道和飞鸟。他在书中写道:“我继续向前跑,跑过了东京、跑过了新宿、跑过了池袋,最后好像跑过了石神井,见到了一个一笑就会低下头、垂下眼帘的姑娘……”

少有选择的余地

睡大通铺的时候,陈光炅听过一些“惨烈”的故事:许多盲人从小被扔进孤儿院,被领养后又被弃养,在盲校饱受歧视;一些盲人孩子憎恨父母让自己来到这样一个黑暗的世界。

陈光炅说,盲人在生活中很少有选择的余地,“就整个群体来讲,文化程度都是偏低的,从盲校出来,就业岗位特别少,大部分只能去做按摩”。

在“盲人圈”,陈光炅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,“有好人,有当骗子的,还有心理变态的……有时候歧视盲人的竟然是盲人”。

确诊之初,陈光炅的脾气变得很坏,别人劝他少喝酒,他掀了桌子,和那人扭打在一起;妻子准备了饭菜,他也会一下子打翻。后来,他离婚了,脾气也逐渐被社会磨平,现在即使别人当着面喊他“瞎子”,他也不在意了。

为什么路上很少见到盲人?他们几乎都待在家里或者按摩店中,甚至一两个月不出门。陈光炅解释说,盲人不敢出来。他问过一些施工的工人,盲道上的凸起是做什么的,结果对方的回答是“好看”。由于缺少专业认知,一些盲道的铺设并不符合规范。盲道上,有时还摆满了单车和障碍物。

陈光炅身边的盲人朋友幾乎都有被歧视的经历,他们上班坐公交被人抱怨“没事你们出来做什么”。一次,司机让乘客们往后挪挪,陈光炅一动,后面的人却说“你就待在那里”,意思是,“你就待在那里别添乱”。

生存之上的追求

1997年,从工厂子弟学校毕业后,陈光炅被单位公派去日本进行了半年多的学习。回来后没多久,下岗潮来临,和很多失业的同事一样,陈光炅放弃了机械制造、绘制图纸的本行,成为一名副食销售员。

考虑到当时做律师的前景,陈光炅在四川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开设的成人班里,完成了4年的法律学习。有一年多的时间里,陈光炅白天在学校上课,晚上则在一家化妆品公司担任电脑员。

失明之后,从2007年到2009年,陈光炅在广州开了两年多的按摩店。当时,广州按摩店的人均消费在35元以上,成都的只有18元。那时做按摩的盲人远没有现在这么多,如果一直做下去,陈光炅现在可能已经是一个富足的连锁店老板了。

放弃不错的生意,是因为陈光炅始终感觉在按摩店活得“没有尊严”。工作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,有的店甚至24小时营业,盲人被逐个编号,轮流上钟。客人一来,无论多晚,盲人一定要起来营业,不管当时精神状态如何,身体是否健康。

那时,陈光炅在半夜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,通常是醉酒的人,好一点的倒头便睡,比较糟的客人吐得满地都是,有时还骂人。还有一次,陈光炅上个厕所的工夫,客人把他的手机和值钱的东西都卷走了。

陈光炅说,整个盲人群体的改变,得益于科技进步。此前很多盲人缺乏相互交流和沟通的渠道,更缺乏一个了解社会的渠道。语音软件在盲人之间普及后,盲人学会用电脑和智能手机,即使仍在按摩房工作,改变也已经发生。

2009年回到成都后,他转型成为全职网络作家,收入骤降,最穷的时候每个月只有200元收入。现在他每年可以赚到三四万元。

丈量城市和人心

陈光炅说,他失明之后的社交经验是从阅读中得到的。失明之前,他可以通过看别人的脸色、眼神和动作,判断别人的心理状态;失明之后,社交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。他开始读一些故事,里面对人物的神态细节描写得很清楚,比如嘴角向上还是向下。这些细节印在脑中,到了现实生活里,陈光炅会想象周围人跟他对话的状态,从此声音不再仅仅是声音,变得有了画面。

陈光炅在书里看到了“各种各样的人生”,一些故事情节时而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,他便学着书里的处理方式去面对。小说里经常有人物突然失明的情节,描写当事人和亲人的感受。陈光炅有些懊恼,如果早看过这些作品,自己失明之初,对妻子和家人的处境就会考虑得更多一些。

准备写马拉松故事的时候,陈光炅读到了村上春树的《当我谈跑步时,我谈些什么》,他心想:我也可以写,把我的故事讲出来……马拉松的路程漫长而枯燥,陈光炅大多时候在沉默中判断来自外界的声音,计算自己这一公里的跑步状态。有时候,陪跑员会为陈光炅描述一路看到的画面,“旁边过去一只狗”“远处有一座山”“这个姑娘穿的衣服很好看”……他们俩的跑步和呼吸节奏逐渐趋于一致,抬脚、迈步、落下,跑动距离也从5公里增长到21公里。

2017年9月23日,首届成都国际马拉松赛开赛。陈光炅被人踩伤了脚,最后200米再也无力前进,一名选手搀扶住他,又在即将到达终点的时候松手,让他自己走到了终点。他想到失明之前看过的电影《阿甘正传》,阿甘向前奔跑,一路跑掉了腿支架,身后一个声音回响着:“跑,阿甘!”

后来,陈光炅又陆续参加了各地的马拉松赛事,屋子里如今挂着30块纪念牌,另有两块被他当礼物送出。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味道,陈光炅说,北方闻起来干燥一些,不像南方那么湿润。风声也是不一样的,在西昌跑马拉松的时候,风声特别大,陈光炅一路听下来,有些地方声音低沉,有些地方声音高亢,“像在听一首交响乐”,那次他跑得比平时快很多。在敦煌,跑道不再那么坚硬,让人有“高一脚、低一脚”的感觉,其他选手纷纷把最好跑的路让给他。

盲人的生活并不只是按摩,也不只是三尺见方的屋子,它可以变得更广阔一些。如今,成都的盲人马拉松爱好者从几个增加到几十个,急需陪跑员。

陈光炅去北京参加马拉松时,在火车上遇到一对夫妇。女子50多岁,已经出现青光眼的症状。听完陈光炅的故事,她说:“原来成为盲人不是一件那么可怕的事情。”

在去新疆参加马拉松的火车上,陈光炅曾把《黑暗马拉松》送给路人。当时,那名路人对陈光炅说:“我一定要请你喝酒!”之后两天,他一直跟在陈光炅身边。“他说你要喝酒我去買,你要抽烟我带你去。”陈光炅回忆,“他对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,不是同情,而是平等的。”

(使君车摘自《南方周末》2020年10月15日,本刊节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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